“富家千金”接班，起薪5000

今年是姜妍回自家工厂工作的第4个年头，她对第一次在酒桌上谈生意的情形还记忆犹新。那时她第一次与副总去应酬就被吓到，“我那天开车不用喝酒，但我目睹她是怎么喝掉一瓶白酒的，上洗手间的途中就在走廊里吐了”。她心想，原来做生意那么难吗？

实际上，姜妍并不想回厂接班。前几年她的直播电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每个月能入账几万元。但父亲对她说：“如果你在外面，我就当作没有生过你。”作为独生女，姜妍在无奈之下开启了接班之路。一开始，她去外面谈生意经常会挑客户，因为有些客户往往是一上来就“喝大酒”的老一辈人。但经历了疫情后订单减少、利润下滑以及裁员，她已经不再挑剔。2023年，她平均每周应酬两次，喝到吐成为家常便饭。

“我爸每次看到我这样，就会很自责，经常说是不是应该把工厂关掉，不让我回来。”姜妍家的工厂每年产值在3000万元到6000万元之间，主要生产建材，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，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，净利往往只有几个点，甚至可能面临亏损。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姜妍也不确定自己能带工厂走多远，“能养人、让大家吃饱饭”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姜妍的经历是数以万计“厂二代”接班的缩影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“厂二代”的父母们凭借胆识，白手起家，从一针一线、一砖一瓦开始，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，让“中国制造”的输出强劲有力，共同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。然而随着“厂一代”的老去，制造业的接力棒正传递到二三十岁的“厂二代”手中，路透社曾报道，如此大规模的代际转变在中国民营经济领域还是首次发生。

这些工厂大多不知名，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制造业各个细分领域，然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，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形成的优势正在消失，不少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抢夺市场，这意味着工厂必须要转型升级，否则有可能被淘汰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指出，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上台阶的过程。怎么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提升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，这可能是新一代管理者需要做的事情。

“‘厂二代’俗称家族打工仔，固定月薪5000元”，在小红书、知乎等社交媒体上，随处可见“厂二代”接班的各种梗，但背后却有不少挣扎和辛酸。主人公大多有海外留学背景，做过白领进过世界500强，但最后却“被迫”为家族打工，四处碰壁、困惑不断。

黄希谊家中做数控机床已有40多年，但她和哥哥从小都没有接受过“接班”等理念的灌输。此前黄希谊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，在巴黎做时装策展工作。本打算在巴黎定居留下的她，因疫情回国后进入家里的工厂，最开始她跟着总经理巡转工厂、了解业务，但流水线和车间始终吸引不了她，最终决定向工业互联网发展。

在完全不熟悉的领域，黄希谊经常感到孤单和迷茫。为了在孤独的接班路上寻找到一样的人，她组建了一个名为“厂二代GOGOGO”的社群，吸纳了3000余名“厂二代”抱团取暖。“我想到会有人进入社群，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”，黄希谊的初衷就是大家一起探讨接班，互惠互利，一起做生意。

姜妍就是这个社群的一员，于她而言，加入这个社群是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接班的，同时看看有没有生意资源。在外面工作几年，被父亲逼着回到工厂后，姜妍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以前她每天穿戴名牌，现在是从淘宝淘的几十块钱的衣服；以前她在世界500强上班，在明亮的办公室里穿梭，现在要去脏乱差的工地里拜访客户；以前更多和同龄人休闲娱乐，现在则经常和叔叔伯伯打圈敬酒。最让姜妍难受的是，至今未婚的她基本24小时扑在工作上，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强势，“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男朋友”。

提起接班，姜妍的怨气随之而来，“大家都想在外面创业，不想承担那么重的担子。但我就被困在工厂里，刚开始我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，这两年有业绩了才提到8000元，但我要跑业务，车费、油费都要自己付。现在基本是月光的，完全没有我自己赚钱赚得多”。

毕业后她和朋友合伙创业做了直播电商卖奢侈品，晚上直播卖货几个小时，白天还有一份知名企业的财务工作。赚双份钱的日子成为进厂后她最为怀念的时间，她总会说“待在直播行业里说不定比现在有钱得多”。

多个调查数据也表明，这些“二代”们的接班意愿并不强烈，不过黄希谊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疫情期间回国的“二代”们形成了一股浪潮，这些人到了真正考虑要不要进入企业的年纪，接班问题变得紧迫起来。

冯佐星小时候经常在父亲的门窗销售门店做作业，从小就感受到创业的痛苦和挣扎。“每天都要熬得很晚，小时候放学我妈总是全校最晚一个接我们的，我们要在保安处待到八九点。”2017年，在英国留学几年后，冯佐星迫切地想要独立谋生，不再问父母拿钱。

回国半年后，他决定回厂帮助父亲，到工厂中做一名基层员工。年仅23岁的“厂二代”冯佐星就这样进厂了。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，8个月后他就“逃离”了工厂。

“我当时打过螺丝，组装过零件，体验了切割和冲模，还经常去送货，生产的每个流程和环节都熟悉了一下。”冯佐星回忆，那时候的职位是生产助理，就意味着什么活儿都得干。他早上六七点起床，夜里十一二点睡觉，每天灰头土脸地干活。但苦和累并没有让他产生离开的想法，而是因为“身份”问题，让他“逃离”了工厂。

“我是老板的儿子，同事肯定和你保持距离的，有时候聚会都不会喊你。”让冯佐星感受最深刻的是，在工厂经常会有一种孤独感，而工厂又在郊区，到最后他发现自己“没朋友”了。

待到第8个月的时候，冯佐星形容自己的状态好像是“困在笼子”中。“我留了一手，就是没有读研究生”，冯佐星不想自己年纪轻轻变得“沧桑无比”，于是就赶快跑到国外，深觉还是读书潇洒。

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范昕宇接触过大量的接班人，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这些“二代”天然会有自己不同的兴趣，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规划。但是在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工作精神认可下，“二代”们会更愿意接班。

工厂的经历，让冯佐星也成长不少。疫情时期，再度出国留学回来的冯佐星看到父亲年纪大了，公司因为建厂负债几亿元，发现自己是“逃不掉的”，才下定决心要走上接班之路。

接班人的意愿只是影响接班成功与否的一方面，接班能力则更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