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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发·爱明说
作者：胥爱明
云南个旧市的这起涉及执法过程中的“碰瓷”，引发了舆论关注。现警方已介入。笔者1998年~2000年在个旧呆过。对这起“碰瓷式执法”和地方逐利式执法下的财税问题，应引起社会的关注。
逐利执法与财政收入减少
2021年有一个统计数据，个别地方的罚没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近三成。
同时该统计数据表明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，比例普遍较低深圳1.1%，欠发达地区的罚没比例较高。即所谓的“越穷越罚”。交通领域的罚没，在罚没罚中占了很大的比例。
逐利执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真实存在的。存在的背景与经济环境密不可分。老百姓杀过年猪被罚，个别地方与社会人员合作钓鱼执法罚款，这些在当时其实都不算是新闻。
2009年上海市闵行区“9.8张晖涉嫌非法营运事件”以及浦东新区“10.14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件”（以下简称“钓鱼执法事件”）。“钓鱼执法事件”中，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联合“钩头”，在上海市布置至近千名“有正义感的人士”（“钓钩”），每次“执法”活动前带“钓钩”前去踩点，并埋伏在预定的抓黑车地带，然后按照预设的模式将正在进行“非法营运”的车辆“当场抓获”，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。
早些年，媒体还披露过在甘肃省，在短短一年时间里，三个不同公安机关的部分干警与同一个毒贩合作，分别制造了三起“贩毒案”，导致两人一审被判死刑、一人一审被判死缓的、令人即使在大白天也毛骨悚然的极端恶性案件。
2012年8月，西安警察被曝联手性工作者“钓鱼抓嫖”西安张先生向媒体爆料，称自己被警察“钓鱼抓嫖”，交了3000块罚金没有任何处罚证明。记者按照曝料线索，在发廊外暗访多日发现：警察抓捕并无固定时间，不属于定时巡查；抓人时总有一辆无牌面包车出现带走嫖客和小姐；小姐20分钟内返回按摩店继续营业；嫖客被罚。
如上这些案例，都是经权威媒体曝光的案例。为什么出现这些案例？因为利益诱惑，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、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、赌博等按罚款提成等等。
这起碰瓷式执法，与钓鱼执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都可能与搞钱有脱不开的关系。搞钱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一些地方财力捉襟见肘。有的地方在前几年大肆举债，现在正吃这个苦果。在收入源下行的情况下，就有了执法创收的冲动。
这两年地产经济下滑，许多地方的卖地收入锐减。罚款创收有抬头之势，经常关注时事的网友们经常会刷到这样的新闻。如卖芹菜的老头被罚十一万类似的事件。
如何杜绝这些执法创收？这个话说起来轻飘飘。但做起来却困难重重。这对一些地方是否真正做到“执政为民”，提出了新的考验。
如上文罚没款占比排名的图中所示，罚款的多寡，与地方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。现在是一些地方卖地经济的“断奶期”，肯定有不适，甚至有“哭闹”。但越是困难的时候，应该是与民休生养息。从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找短板、补短板、练内功。而不是将目光盯紧老百姓的钱袋子。同时应在各地开展“精兵简政”，在某欠发达地区，，乌蒙山区A县，年税收仅仅4亿元，但是相关公务人员仅仅工资支出就达26亿元。有些县域已经陷入“公务员经济”的怪圈。
现在许多地方面临两难选择，但这些吃财政饭的负担过重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
要解决这一困境，无非“开源节流”。节流困难重重，涉及到许多人的饭碗。小地方出来的笔者，在一些地方关系错综复杂。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办法，谁都不好动。开源，得从长远作打算，把目光瞄准老百姓的囗袋，是杀鸡取卵。会进一步恶化当地营商环境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还会对当地的公信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。
“碰瓷执法”或涉刑事犯罪
这次云南的“碰瓷式执法”，可能会涉嫌刑事层面上的问题。该执法人员，应视为明知驾驶人员冲撞执法人员会面临刑事指控。他的这种故意碰瓷行为，有明显的使人受到刑事指控的故意。或涉诬告陷害罪。
现阶段，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。有许多人呼吁对该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行刑事犯罪调查。有许多法律人士也在发表类似观点。
但笔者对该名执法人员是否会受到刑事追责，不抱希望。把精力放在如何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困境上，更具现实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