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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流从控江新村溢出
如何区分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节日？有时候，亮几盏灯就够了。
黄玉宁年轻时，住在杨浦区控江新村，对面是上海光学仪器厂。在节日期间，工厂有时会打开工厂里所有的灯。父母带着小黄玉宁去看灯。周围的居民也是如此。在工厂周围，成人和儿童的眼睛和脸都被照亮了，我们一起欣赏墙上的光，庆祝节日的到来。这个相当工业化的场景被生活的气息所感染。
过去，上海郊区的江湾遍布工厂。1951年，上海市政府规划了9个住宅基地，先后建设了曹杨新村、长白新村等18个工人新村。当时，控江新村也应运而生。与老式石库门狭小的居住空间相比，控江新村虽然房间不大，但煤卫设施相对独立，小区内有整洁的花园和新种的小树。原住在虹口区明华坊的黄玉宁奶奶家，把家里的房子换成了控江新村。黄玉宁出生于1975年。上海江湾贷款担保。
几年后，改革开放。国家开放，计划经济时代结束。这股浪潮影响了整个城市、工业工人的生活和生活在工人新村的黄玉宁。她熟悉的上海，如大雨中的池塘，溢出的水流向前延伸，与其他地区的上海融为一体，成为一个新的上海。
新村书柜
在工人新村建成之前，上世纪50年代，许多沪东工人住在阁楼、亭子、草棚里，甚至破船上。住在有煤卫设施的整洁新村，不仅生活条件改善，而且更有尊严。然而，工人新村的居民并不都是工业工人。黄玉宁的祖母对重男轻女没有偏见，看到长女读书优秀，毅然让她上大学深造。当长女结婚时，她总是和长女住在一起。因此，从黄玉宁的记事起，小时候的控江新村就是一个以祖母为主，以母亲为生的母系社会。
黄玉宁的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，嫁给了大学同学。当时毕业后听从分配，母亲去上海仪表局下属工厂做技术翻译。父亲因为是广东人，被分配回原籍工作，只能在假期和寒暑假回上海和妻女团聚。但即使每年相逢时间短，黄玉宁的父亲还是在控江新村的小房间里建了一个书柜。为了做好书柜，他每次回上海都会带一些广东板。一块木头和一块木头互相咬合。这个最终由父母精心制作的书柜，是黄玉宁记忆中同龄人和邻居从未出现过的家具。书柜里这么大的藏书规模，也是同龄人和邻居家从未有过的风景。
在工人新村的知识分子家庭中，黄玉宁几乎自然成长为阅读的种子。她在游戏中很笨拙，但她总是喜欢阅读。
放下书的时候，父母会带她去五角场散步。穿越几条大马路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离开控江新村只步行了15分钟的世界，当时还是一片郊野。今天五角场商圈周围，人头高的芦苇、杂草、刺猬、黄鼠狼出没。小黄玉宁好奇地在父母身后伸出头，看见当地农民养的猪。这个还没有城市化的地方，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野生感，让小女孩感到好奇和害怕。她不常出去闲逛。穿越大马路就像一个可怕的挑战，让她心里隐隐不安。她把头埋在书里。
洼地之变
1985年8月1日，上海暴雨，9200多户居民家中进水，最深80厘米。其中，控江路和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有一片海洋，平均积水深度为50cm。由于地势低洼，多年来新村规模不断扩大，相应的排水系统跟不上。一场大雨过后，2000多名居民的家庭被淹。黄玉宁依稀记得，爷爷在他们一楼房间外的天井里，种植的玫瑰、枇杷、丝瓜藤都被洪水淹没了。平日圈养的几只鸭子在积水中游泳很开心。
第二天的《解放日报》记载，发大水当天中午，市领导涉水到控江地区检查道路积水情况，并前往控江三村看望两名进水居民。市领导得知这里正在新建下水道工程时，要求防洪指挥部领导“以防洪排水为重点，这方面的工程要快速启动，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愿意花。”
今年9月26日，控江地区排水工程启动，作为本市居民区的大规模排水工程。这也意味着该地区8万多名居民将在未来汛期到来时避免洪水。
门外的世界
和新建的排水工程一起来到控江新村，还有祖母失散多年的兄弟，黄玉宁的叔叔。
1983年的一个下午，一位戴着帽子和格子夹克的老人走进了黄玉宁的家。原来，新中国成立前，祖母家的男人都承担了父亲的事业，担任太古船上的船员。1949年，太古关闭了上海办事处，叔叔跟着公司去了香港。几年后，他与上海的家人断绝了消息。
几十年后，舅舅突然出现，似乎突然打开了控江新村面向外界的窗户。起初，黄玉宁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控江新村周围。她在附近上小学，探亲，几乎从不涉足控江以外的地方。我叔叔和他的家人的访问给了黄玉宁一个机会陪客人去“另一个上海”——一个由外滩、东风酒店和大世界组成的上海，一个更熟悉影视作品的上海。
她陪着成年人挤公共汽车和出租车，看到这些来自香港的游客回顾了他们的家乡，但她是上海人的一个新事物。她听着餐桌上的阿姨和叔叔们热烈地讨论换外币、经济担保、出国等等。
新鲜空气扑面而来。城市里涌动着渴望改变的气息。奶奶去香港探亲。回家后，她给黄玉宁带来了一个小金色的吊坠、米老鼠图案的运动服、随身听力、自动相机和邓丽君的唱片。。原来控江新村外有一个上海，上海外有一个香港，香港外有一个世界。
母亲的工作环境与亲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。本来妈妈在工厂当技术翻译，日常生活平平无奇。突然，外宾来访，海外交流频繁，母亲不仅需要翻译案件，还需要翻译工厂的外事。参与接待外宾的工作，让母亲最近几年的工作生涯变得丰富灿烂，视野开阔。直到整个城市开始调整产业结构，工厂效率下降，工人们开始下岗，这种内在的小优越感才一路上升。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对当时已经调到上海一所中专任教的父亲感慨道:做老师比较好。
受时代潮流的影响，黄玉宁高中毕业后升入上海外国语大学。全家也搬出了控江新村。在大学里，黄玉宁遇到了许多来自上海“上只角”的学生。这些毕业于优雅中学、向明中学和位育中学的学生和黄玉宁说的上海话完全一样，但他们对上海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。
黄玉宁对他们熟悉的小巷、沿街琳琅满目的小店、繁华繁华的商业街都很陌生。黄玉宁熟悉的新村常规住房、探险过的农民猪圈、宽敞的中小学校园，对于习惯了市中心狭窄环境的学生来说也是陌生的。
20世纪90年代，黄玉宁进入大学，上海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区域差异缩小。但多年后，黄玉宁仍然有点害怕过马路。她梦想着回到她的老房子，梦想着这个小屋位于控江四村的底层。梦里的空气总是潮湿的，梦里的水门亭地板总是湿的。
黄昱宁提供
黄昱宁，1975年出生于上海，由《外国文学》杂志主编，上海翻译出版社副总编辑、编辑、编辑。有《甜牙》、《追日》、《在切瑟尔海滩》等。，翻译了近300万字。
专栏主编：沈轶伦文字编辑：沈轶伦图片编辑：项建英
建筑摄影：邵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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